八月四号那天，北京朝阳区法院里头，一场庭前调解闹得满城风雨。

调解室里头坐着两个人，一边是三十八岁的古柯，从广州坐了十几个小时火车赶过来的；另一边是七十五岁刘晓庆派来的律师，她本人连面都没露。

六年的朝夕相处，到头来全被折算成一张起诉书上的数字，504万。

五天后，百花奖红毯。刘晓庆穿着一身剪裁利落的礼服，短发梳得一丝不乱，和陈冲并肩合唱《绒花》。

她手里捧着五座奖杯的复刻品，笑得从容。

台下的掌声一阵接一阵，闪光灯把她的脸照得发亮。

这两个画面放在一起看，没有谁对谁错，只是让人觉得——

这世上有些人之间的六年，是用完全不同的单位在计算的。

古柯今年三十八岁。二十七岁那年他经人介绍到刘晓庆身边做摄影助理，月薪一万，管吃管住。

听起来是份好差事，对于一个从广东农村出来的年轻人来说，能跟着一线明星做事，算得上跳了龙门。

但他后来才知道，“摄影助理”这三个字只是一个壳。

壳子里面装的是：开车、剪辑、运营账号、养花、跑腿、收拾屋子、洗衣服，连下水道堵了也得他趴下去掏。

刘晓庆的生活节奏昼夜颠倒，他就跟着颠倒，手机二十四小时不能关机，人不能离别墅太远，随叫必须随到。

那时候他觉得自己年轻，扛得住。

别墅里的日子在外人眼里光鲜，但真实的生活是——

他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，没有自己的空间，连交个朋友都得看手机有没有响。

这种日子一过就是六年。

六年里他住在刘晓庆的别墅里，吃在一个桌上，但本质上他随时可以被替换，只是当时他没意识到。

关于这六年到底是什么关系，两边给出的说法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。

古柯说刘晓庆私下叫他“宝贝”，两人互称“老公老婆”，关系早就超越了普通雇佣。

刘晓庆工作室的回应很干脆：不存在恋爱同居，就是普通工作关系，工资按月结清。

谁在说真话？外人永远不可能知道。

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——

无论哪种关系，持续六年的朝夕相处都不可能用一纸“普通雇佣”来概括。

这在法律上也许能叫“劳务关系终止”，但在人情上，这怎么都不像一个老板对一个员工干得出来的事。

二零二五年，刘晓庆在一档综艺里被问到古柯。

向太陈岚当面提起这个名字，刘晓庆只说了两个字：“认识。”

接着补了一句——“我身上三百六十五块骨头，没有一块是软的，一分都不给。”

这句话后来被无数人转发，当成金句。

其实这事儿的起因就是二零一九年，古柯想自己创业，找刘晓庆借钱。

具体数字他没说，但意思是想让老板拉一把。

被拒了。

两年后，二零二一年，刘晓庆突然把他从所有联系方式里拉黑，让他搬出别墅。

散伙时签过一份协议，古柯说上面写清楚了刘晓庆欠他五百零四万。

他强调这笔钱不是分手费，不是青春损失费——

是这六年劳务报酬的差额、短视频账号运营的分红、商演经手的酬劳、他自己垫进去的各种费用，加上利息。

案由定的是“劳务合同纠纷”，因为古柯知道，现在法院不支持情感赔偿那一套。

刘晓庆的律师说那份协议不作数——因为签的时候刘晓庆身体不舒服，旁边没有律师在场。

还说工资早就结清了，一分不欠。

古柯拿着那份协议坐在出租屋里看了无数遍，每一页都折了角，每一行字都快要背下来。

他不知道的是，法律上“签了字”和“有效”之间还隔着很远的路。

从别墅搬出来之后，古柯的生活像被抽走了底座。

他没有积蓄，没有社保，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。

刘晓庆这六年没有给他交过一分钱的社保——这意味着他连失业救济都领不了。

他回到广州，租了一间月租八百的地下室。

他开了直播带货，卖拖鞋、卖大米、卖柠檬鸡爪，账号名字改成“刘晓庆前摄影师”，但直播间最高峰只有两百来人。

更糟的是他的身体。

长期抑郁，确诊重度，每天靠药物维持。

药的副作用让他发胖、脱发，头顶一大块秃了。

他上直播的时候会戴帽子，后来有一次把帽子摘了，露出光秃秃的头皮，弹幕里有人刷“好惨”，有人说“活该”。

案子要在十月底正式开庭。

古柯的律师说对胜诉有信心，但谁都清楚，诉讼打的是证据，不是谁更委屈。

百花奖的刘晓庆在红毯上接受掌声，距离北京朝阳法院不到十公里，但那段距离，古柯可能一辈子都跨不过去。